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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中旬,第五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年会在北京举行,其中“闪电发言”环节,恩派(NPI)创始人、主任吕朝发表演讲,主谈现阶段社会组织的职能定位。下文根据吕朝论坛发言整理。
现阶段社会组织擅长的工作是什么? 我记得七八年前,社会组织的能力还是被大家“怀疑的”。好像你很弱,什么事情都做不了。现在,我发现情况有所不同,社会组织从“被怀疑”变成了“被过度期 望”:似乎我们什么都能做。也有各种原来不是公益领域的“大腕”也变成了我们这个行业的“大咖”,什么都敢说、什么都能做,把政府忽悠了,把社会组织也忽 悠了,就差每人发一个“超人的斗蓬”和“外穿的短裤”了。对此我们自己要保持理性,我们不是什么都能做。曾经有个社工界的老前辈说现在的社工就差不会按摩 了,他很痛心我们专业性的丧失。所以最近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现阶段到底哪些是社会组织能做的,哪些是我们不擅长做的,只能间接起作用的,我们自己要搞清 楚,要防止被忽悠。
比如,有人说社会组织可以“维护社会稳定”,甚至有所谓的“维稳社工”的提法,社工可以解决“维稳”的问题吗?有一个比喻:如果一个人已经病入膏肓了,要 找什么样的大夫来看病呢?西医可以手起刀落把不好的东西割除;中医可以给你综合调理,治标治本。这个时候你是没法指望心理咨询师和按摩师的。大量涉及社会 稳定的事件都蕴含着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博弈,在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的过程中,社工的手法只能起到辅助作用。
还有人说社会组织要“解决社会问题”,这个听起来似乎有道理。但是社会问题是错综复杂的,需要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共同解决。现阶段,社会组织很难独立 地解决社会问题。社会组织的定位应该是做解决社会问题的“试验”,这种试验有可能成功,有可能失败,社会应该给社会组织这种“试错”的空间,他们的实践的 结果可以推荐给更有力量的社会部门比如政府和企业,从而为政策的变革提供依据,为更多的资源介入打前站,才能根本性的解决社会问题。一个学者说解决社会问 题要“好人起头,坏人跟上”,很多人反对,怎么还分好坏人呢?我把他的话翻译一下:想着社会得益最大化的人起头,想着个人得益最大化的人跟上,社会问题才 能解决。
更有问题的是说社会组织的任务是“推动社会变革”。社会变革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推倒重来,一种是渐进改革。社会组织会是改革派,但它的非政治性决定了它和 政党是有区别的,它的活动是在现行体制下运行的,现在中国的社会组织里边出产不了革命家,出产不了公共知识分子,网络大V都出产不了,这是不同的介入方 式。
那么,现阶段社会组织的“主营业务”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有两个东西社会组织要当仁不让:
一是“提供社会服务”,这是社会组织的看家本领。当然社会服务并不只是社会组织能够提供,政府可以提供,企业也可以提供,但是他们是各有侧重的。一般来 讲,政府提供的是“托底”的服务,有普惠的特点;而企业会对那些有利润空间的服务领域感兴趣;而在基本服务和所谓高端服务之间有大量的社会服务空白,这个 空白应该由社会组织来填补,这也是社会组织的“蓝海”。现在政府还是无处不在,市场是“看不见的手”,政府是“看得见的手”,这支“看得见的手”变成了 “闲不住的手”,什么都要摸一摸,摸坏了以后才“让度”给市场和社会,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当然社会组织的能力也要增强,对社会需求要能看得到,接得住,这 是我们当仁不让的事,我们所说的社会创新也大多是社会服务的创新。
二 是完善社会治理。社会从“管理”到“治理”,就是一个从一元到多元的过程,这一点不如上一点这么有共识,也更不好做,但更有价值,如何做呢?我认为就是 “社区建设”,台湾叫“社区营造”,重点是居民“自组织”或者叫“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上世纪20、30年代,像晏阳初、梁漱溟这些社会精英是会回到社 区的,是做社区建设工作的,可惜他们的努力由于战乱等原因中断了,我们要把它接续起来。只有作为社会基础细胞的社区变了,整个社会才会变,底层不变,“顶 层”变了也没用。很令人鼓舞的是已经有一些社会组织的实践者开始在基层做出了艰苦但卓有成效的努力:成都爱有戏的刘飞在成都的“院落”里推动居民参与公共 议题讨论,她花了七八个月的时间教当地居民怎么举手发言,当一个从来不举手的老太太说我要举手发言时,她激动万分,当晚写了个微博,题目叫“原来举手也可 以让人感动”;再比如袁天鹏、杨云标,拿着“罗伯特议事规则”在南塘乡教大家怎么开会;公益领袖何道峰花了三个月时间猫在小区里推动改造业主委员会等等, 他们的努力是伟大的,当然这种努力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崔健有首歌里说“听说过没见过两万五千里……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他”,社会组织在推动完善社会多元 治理的路上还有两万五千里,而社区就是我们的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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